Being Mortal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Being Mortal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Being Mortal》
最近读到一本书，关于衰老与死亡的现实讨论。未读之前，从未想过延长生命的长度与增加生命的温度这类沉重的话题。读过之后，也不禁思考：如果要在生命的长度与生命的质量之间做选择，我的选择又会是怎样的呢？
不得不说，当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具有清晰的意识可以进行自主选择也算是幸运的吧。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思考或者说从未思考过，生命的选择权已经落在了他人的手中，面临死亡的人，需要做出选择的人，无疑都是痛苦的，挣扎的。
很喜欢文章的一句话：“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虽然这仍是我不想面对的话题，但是现在的我想要更加善待我的人生，我的父母，我身边珍贵的人……在有限的时光中书写一个完整的故事。
自序：一介凡夫
生的愉悦和死的坦然都将成为生命圆满的标志。但是任何一个人在死亡降临的时候，都是无法舍弃求生的欲望的。就像书中所讲，我们大多数人在面临死亡时，只是将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过生命的终点？在我看来，这本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每个人仅有一次生命体验，也仅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至于最后是否是优雅的归属，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吧。
1.独立：活到100岁的代价
现代的社会老龄结构已经改变了，作为儿女，大多数人已经无法像以前的祖辈那样，整个家族生活在一起，老人作为家中的权威受到子女的尊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得到家人充分的照顾。现状就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居或者住进了养老院，当无法维持独立生活的状态，子女又没有时间精力进行照料，好像养老院是一个普遍的选择。
2.崩溃：接受变老这件事
这章我最喜欢的一节是：脚才是老年人真正的危险。作者举到一个病人简·嘉福丽尔斯的例子，一个85岁的老奶奶，一个人独自生活，手指甲修剪的整整齐齐。在询问之后，老年病学家却花大量时间检查她的脚。看起来衣冠楚楚的老年人，但是由于身体原因，其实是无法弯腰够到脚的。这位老年人面临的问题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跌倒。导致跌倒的危险因素：平衡能力差，服用超过4种处方药和肌肉乏力。这些容易忽略的小细节，也许就是危险的紧急信号提示。总觉得看到这章的时候，脑海里想到最多的就是父母十年二十年后，我应该如何和他们一起接受他们变老这件事。
3.依赖：我们为老做好准备了么
“老年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在这之前，我从未想到对于老年人来说，丧失听力、记忆力，不得不放弃固有的生活方式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无法感同身受，也许是巨大的年龄差异，我也曾陷入文中提到的误区，认为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当他们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也许他们更加渴望可以找到其他的生活价值，而不仅仅是安全。
4.帮助：适应从家到老人院生活的转变
威尔逊的母亲的渴求是一扇能上锁的门，这扇可以上锁的门代表着她还拥有自己的生活和做自己的权利，但是在大多数养老院，老人们都是双人间，他们不得不要和陌生人住在一起，就像寄宿制的学生，期待可以回家，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回家照顾自己了，只能依赖他人的帮助有质量的生活。
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取决于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生命的脆弱性和面临衰老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观念，而不是年龄，当我们面临死亡威胁时，我们的生活目标和动机都会发生改变的，我们会重新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排序。生命的脆弱性就像天气一样，可以预测却无法预料。
5.更好的生活：抗击疗养院的三大瘟疫
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这何尝不是大多数老年人面临的困境，想一想，许多留守老年人、留守儿童、身在异乡的人们都会经历这些感受吧~我们的生命属性天生就是互相依赖的。
“当人们意识到生命有限，他们就不再要求太多。他们不再寻求更多的财富，不再寻求更多的权利。他们只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允许保留塑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权利。”
6.放手：什么时候努力医治，什么时候放弃治疗
善终服务。标准医疗和善终护理的区别在于优先顺序不同，善终服务的目的是为了让患者在当下享有可能的最充分的生活，在作者给出的案例中，善终服务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而为人的生活质量，部分患者还延长了生命的长度，而不仅仅是通过手术和化疗的方式延长生命。至少有一点值得我思考的是，当人们在接受化疗等手术方案时，希望的是可以延长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寿命，有时为了有机会获得未来的时间而不得不牺牲掉现在生活的治疗。比如化疗的副作用等，但是善终服务更加关注患者当下的感受，他们会停止在医院的战斗，返回家中，善终服务的团队会了解患者当下的需求，也会有专门的医务人员定时上门提供医疗服务。作者也指出，是否参加善终服务本质上并没有应该癌症患者的存活时间，甚至有些病人似乎还延长了存活时间。姑息治疗也体现出更多人性的温暖。只有不去努力获得更长，才能够获得更长。这一充满禅意的结论，我还真的是无法理解到这个境界。
7.艰难的谈话：为迎接生命的终点谋求共识
作者的父亲都是医生，但是在面临父亲身体出现巨大变故时，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会不知所措，在众多选择中权衡利弊，很显然，治疗的方案时何其的多，他们可以进行各种医疗的尝试。但是作者的父亲很幸运遇到了一位解释型的医生，爱德华·本泽尔，他能够给予患者及时的共情，并在患者的角度上给出治疗方案。肿瘤是必须要切除的，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他建议等到症状威胁到其正常生活时再进行，得益于这位医生，他的父亲又度过了几年有价值的生活，而不是躺在床上靠药品度日。这就像一个黑匣子，同一个患者，没有办法进行科学的对照，我们无法知道哪一种方案时最合适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患者感到舒适的应该是最佳的方案吧。
8.勇气：最好的告别
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
老年人和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除了身体机能的衰老，他们也同样渴望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第一次读关于死亡的书，书中很多真实的例子和观点值得我去思考，作为健康、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应该要如何去善待生命。当父母垂老之时，我希望那时的我可以更多的尊重他们的意愿，帮助他们生活的更有快乐。
生命这个大轮回，我来时，你守我；你老时，我护你。
本文源自知乎：Being Mortal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 知乎
Story sample
- 约瑟夫 p4 儿子最后放弃治疗
- 我的爷爷斯塔拉姆·葛文德（印度）在前现代社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非送到养老院）“他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直到死，家人都陪在他身边。”
- 爱丽丝晚年： 步履不稳，健忘，失能。搬到老年社区，但是不喜欢。（主要内容在第三章）最后要强地死去（没有惊动别人，安静地死去）
- 简-嘉福里尔斯 p35 晚年要强，被威胁了但是也没有告诉别人
- 布鲁道（医生）说，医生的工作是未付病人的生命质量p38
- 菲力克斯（研究老年病学，也已经年老）自己经历几次手术，妻子也身体不好（失明了）。退休不再行医，搬到高端退休社区。还能开车。身体状况不错。妻子贝拉圣体每况愈下，最后被迫去了疗养院，但是菲利克斯不满意。
- 路-桑德斯，晚年住到了女儿的家中，但是给家中带来了很多麻烦（80页前）
- 威尔逊 提出辅助生活机构（由于母亲的经历）。
- 卡斯特洛（87页，第四章）
Some logics
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得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关系发生改变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 历史上老年人主要由多代同堂的家庭（尤其是子女）照顾，通常由特定子女（如小女儿）承担赡养责任。
- 家庭内部自然形成养老支持系统，无需依赖外部机构（如疗养院）。
现代社会的转变
- 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家庭取代大家庭）削弱了传统养老支持。
- 老龄化和医疗进步使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下降（从权威角色变为需依赖医疗/机构的群体）。
转变原因
- 人口结构变化：长寿者增多，老年人不再稀缺，传统权威性减弱。
- 文化价值观变迁：从"尊老"转向独立个体化，养老责任转移至社会机构。
关键对比：
传统模式（如葛文德、狄金森家庭）→ 家庭内部自然赡养；
现代模式（如霍布森）→ 依赖个人或外部机构，家庭纽带弱化。
第二章
变老是不争的事实
医生不喜欢老人
老年病学医生严重短缺
- 全球范围内（尤其是美国），老年病学医生、护士、社工等专业人员数量不足。
- 每年培养的老年病学医生（<300人）远低于需求，无法应对老龄化加剧的未来。
- 替代策略：培训初级医疗人员
- 老年病学专家（如博尔特）提议培训初级护理医生、护士等，使其掌握老年照护技能，而非仅依赖专科医生。
- 挑战：
- 医学生对老年病学兴趣低（仅3%选修相关课程）。
- 需政府资助，让老年病学专家转向教学而非直接诊疗。
关键结论：
- “太晚”培养足够专科医生，但可通过系统性培训缓解危机。
- 需政策干预，将老年照护纳入基础医疗教育，以应对老龄化社会需求。
第三章
有钱人、发达国家的养老社区：菲利克斯的妻子贝拉由于身体状态，被迫去了疗养院。“菲利克斯和贝拉还是觉得他们的存在令人气恼。有的护士把贝拉当成病人，而不是人。比如，贝拉有她喜欢的梳理头发的方式，但是没人问起，也没人明白。菲利克斯想出了使她容易吞咽的分切食物的最佳办法、她觉得舒服的安置办法、她喜欢的穿衣办法。但是，无论他怎么费力地跟护理人员解释，他们就是不明白要点。”
“我们（菲利克斯，贝拉和医护人员）相互妨碍”
养老社区太商业化了。
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传统的救济院：传统救济院是缺乏家庭或财富支撑的老年人的最后选择，但环境恶劣且充满道德歧视。
除非家人能够收容这样的人，否则，他们只得去通常所谓的救济院(poorhouse)或者济贫院(almshouse)。这类机构几百年前在欧洲和美国就有了。如果年事已高、需要帮助，但是又没有子女或者独立的财富可资依靠，那么,救济院就是唯一的庇护所。救济院是冷酷、可憎、地狱般的地方—一这是当时的人的用词。这里住着各种类型的穷人——老乞丐、背运的移民、年轻的酒鬼、精神病人，其功能是令这些“犯人”改正他们被假定的酗酒放纵行为以及道德败坏。监管人员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对老年乞丐一般比较宽大，但是，他们仍然像其他人一样被视为犯人。这些地方通常又脏又破。在这里，丈夫和妻子被分开，缺乏基本的身体保健。在爱丽丝的生命历程中，工业化世界的老年人得以脱离这种命运的威
胁。经济繁荣使得即便穷人也能够指望入住提供一日三餐、专业健康服务、
理疗和宾戈游戏的疗养院，它们使几百万人缓解了衰弱和老年之苦。适当的
照顾和安全成为范式，其程度是救济院的“犯人”无法想象的。然而，大多
数人仍然觉得，作为度过生命最后一程的地方，老人院是恐怖的、孤寂的、
可憎的。我们需要、我们想要的更多。核心逻辑概括：
爱丽丝被迫离开熟悉的家，搬入养老机构（朗沃德）以换取安全和照护，但机构的规则和监控剥夺了她的自主性，使她感到被管制而非被支持。尽管子女和护工出于好意试图延缓她进一步失去独立性的可能（如雇佣私人助理），但这些干预仍不断侵蚀她对生活的掌控，凸显老年照护中安全与自由的根本矛盾。
（用一句话总结：机构养老以安全为名剥夺了老年人的自主权，尽管子女努力缓解，仍难平衡照护与尊严。）
5、之后爱丽丝在社区家里跌倒，最后移到疗养院
她丧失了所有的隐私和控制力。大多数时候她穿着病号服。他们叫醒她她就起床，安排她洗澡她就洗澡，让她穿衣服她就穿衣服，叫她吃饭她就吃饭。她和院方安排的人住在一起。她有过好几个同屋，但是她们入住的时候院方都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这些人都有认知障碍，有的很安静，也有的很闹腾，有一个人甚至吵得她整晚睡不着觉。她觉得像个犯人，仅仅因为老了就被投进了监狱。爱丽丝所在疗养院内：老年人以“不合作”对抗机构规则以捍卫自主权，却被系统贴上“顽固分子”的标签——这种矛盾揭示了机构照护中**“服从效率”与“个体尊严”的根本冲突**。
第四章
生活辅助机构：不是病人，而是房客。
核心观点： "辅助生活"模式通过赋予老人对居住环境、日常规则及风险的自主权，从根本上颠覆传统养老机构的权力结构，使其在获得必要照护的同时，仍能保持"在家"的尊严与掌控感——即使面对健康衰退，个人选择（或代理人意志）仍优先于机构效率。 （一句话总结："辅助生活"以住户自主性为核心，让老人在接受护理时仍做家的主人，而非被体制化的病人。）老了以后，是什么使得生活值得活下去？p87页左右。老年人和那些正处于死亡边缘（或者处于死亡的恐惧中）有相同的地方：
托尔斯泰看出了那些与生命的脆弱性相抗争的人与不抗争的人之间的观念鸿沟，他也把握到了只能独自承受这个认识所带来的特定痛苦。但是，他还看到了别的：即便死亡的威胁使我们重新对欲望加以排序，但这些欲望也并非不可以满足。虽然伊万·伊里奇的家人、朋友和医生不理解他的需求，他的仆人盖拉西姆却能懂得。盖拉西姆觉得伊万·伊里奇是一个痛苦、畏惧、孤独的人，并对他满怀同情。他也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也会遭遇主人同样的命运。其他人躲着伊万·伊里奇，盖拉西姆却同他闲聊。当伊万·伊里奇发觉只有把衰弱的腿放到盖拉西姆的肩头才可以缓解疼痛的时候，盖拉西姆为了让他舒服，整个晚上坐在那儿。他不介意他的角色，即便他不得不把伊里奇从便桶上抱上抱下，在他便溺完后给他擦屁股。他在提供照顾的时候不带任何算计和欺骗，也不强加任何超出伊万·伊里奇愿望的目标。这对于伊万·伊里奇渐趋衰弱的生命关系重大：
🗣 Team Presentation: Being Mortal
My Section – End-of-Life Care (2–3 Minutes)
Hello everyone, I’ll be sharing with you one key theme from Being Mortal: end-of-life care — how we approach the final stage of life.
Atul Gawande, being both a doctor and a son, realized that medicine often fails when people reach the end.
Instead of helping them live well in their final days, the system keeps focusing on treating and extending life, even when it's no longer helpful.
One powerful story in the book is about Sara Monopoli, a young woman diagnosed with terminal cancer while pregnant. Although it was clear her illness was incurable, doctors kept offering aggressive treatments. She said, “I don’t want to die in the hospital”, but sadly, that’s where she died — connected to machines, in pain. This shows the cost of avoiding honest conversations.
In contrast, Gawande shares a more hopeful story — about his own father, who had a spinal tumor. Instead of rushing into dangerous surgery, his father focused on what mattered: staying independent, avoiding paralysis, and spending time meaningfully. Later, he chose hospice care, and his final months were calm and dignified.
What Gawande learned is that good end-of-life care isn’t about giving up. It’s about understanding what people really want when time is short. Some want more time, but many want comfort, family, or simply to stay at home.
As Gawande writes: “Our ultimate goal is not a good death, but a good life — all the way to the very end.”
Studies he cites also show that patients who have early end-of-life discussions suffer less, make better choices, and often live longer. Their families also cope better after they pass away.
So in this part of the book, Gawande challenges doctors, patients, and families to rethink what matters most at the end of life. Not just survival, but dignity, meaning, and choice.
Thank you — and I’ll now pass it over to my teammate, who will expl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