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高考是不公平的--驳[高考公平论]的六大经典误区

Yama-lei2025年3月26日大约 14 分钟

作者：Liuuz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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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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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写于2023.3.25。现第四次尝试发在知乎。

中国高考公平性的问题，最迟在200x年的国内论坛上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讨论。但近来总能看到一些经久不衰的错误观点。笔者在这里总结一下如何反驳这些错误观点，以后对线时可拿去用。

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对大多数的错误观点都会构筑多层次的反驳。就算你成功突破了第一层论证，也还会有第二第三道防线等着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第一道防线缺乏信心。事实上，以大多数错误观点的离谱程度，仅第一道防线就已经不可逾越了。

1. 全国统一录取会损害落后地区利益？

面对改善高考公平性的呼声，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

如果全国统一录取，高考大省是开心了，西藏青海这些落后地区的学生就没学上了。

这显然是在树稻草人——立靶子自己打。

人们呼吁高考公平，自然不是期待机械地按高考分数统一录取。几乎不会有人反对为落后地区提供一定优待，人们反对的从来就是对全国最发达的直辖市提供优待，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刘瑜教授对此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节选如下：

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你可能会说：3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中国夏天真热啊。

此外，除较激进的同卷同分录取之外，还有一种温和的改良方式，即仍分省录取，但录取名额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在技术上，大致存在三种方案：

按人口数量分配名额。对此的反对意见是，这没有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外来务工人口较多的京沪会获得不成比例的名额分配。
按高考人数分配名额。对此的反对意见是，这样会造成各省鼓励社会考生报考，从而分到更多的名额。但这可以通过只计算应届考生来规避。
按适龄人口数量分配名额。与只计算应届考生类似，可以规避以上的反对意见，是可以采取的方案。

综上所述，技术上的难题完全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手段解决。

这种较温和的改良不但不会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反而可能是过度照顾了。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继续微调名额分配即可。

2. 问题出在经济上吗？

许多人，包括国外的一些人都认为：

中国高考的不公平只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缩影，某些地方经济发达，本地的大学多，录取率自然就高。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若把不公平全部归咎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就是一种对中国国情的无知了。

首先，最大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更不是邦联。中国的省也不是加盟国，而是一个统一国家中的行政区划。以省为界的各种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平（老生常谈之河南耕地红线），把高考的不公平归结到这里，就好像在说「我不是在强奸，我只是在杀人而已」。

但本文也无意讨论这些更大的不公平。因为即使把目光局限在高考制度本身，也容易发现，经济因素并不能解释其所有的不公平。

这里提供一张2022年的985大学招生人数表：

这里的重点是「外地招生率」这一栏，意思是排除本地招生后，考生被外地高校录取的几率。例如广东考生被中山大学录取，就是「本地招生」；被四川大学录取，就会算进「外地招生」。

可以看到，即使在排除了本地招生后，京津（还是应该叫津京？）的录取率仍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三倍。例如，武汉大学在北京的招生率是万分之19，在河北只有万分之3。

既然连外地高校也倾向于录取京津考生，那么高考不公平就不能用「各地高校数量不均衡」来解释，这其中一定有另一股神秘力量在起作用。而我们知道，所有高校招生计划都要交教育部审核，而几乎所有的「好大学」都是直属于教育部。所以这股神秘力量，其实也并不那么神秘。

此外，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在上表中居然一眼找不到上海。仔细看才会发现，上海仅以万分之161的外地招生率排在全国中游。而上海的总录取率是688，超过北京排在全国第一。这意味着上海的高录取率确实是靠上海本地高校支撑的，没有向外地索取过多名额。

但优先录取本地考生就合理了吗？笔者并不打算让上海置身事外。

3. 交税多就该优先上学？

要把高考不公平归咎于经济发展，有一个重要前提：

除了中央的拨款，各地财政也为本地高校经费做了很大贡献，因此优先录取本地考生也是应该的。

这也就是本地保护主义。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就直说了：这是在刨国家合法性的祖坟——无论纳税额多少，公民一律享有平等权利，这本是现代国家的共识和常识。但笔者也不打算用大道理来压人，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把上述常识重新发明一遍。

这个思想实验也非常简单：假设我是个广东人，我能不能通过向上海政府捐献教育经费，达到上海人民的平均贡献水平，从而享有上海市的录取率？

这个平均贡献的上限是上海市教育总支出除以户籍人口，即每人每年6000元。三口之家供一人上学，就是每年18000元。只算高校经费或扣除常住上海的外地人的贡献后，还会更低。就这个价位，中国的普通城镇家庭挤一挤都能负担得起。

甚至我们还可以继续拓展：假设我很有钱，我能不能每年捐五万元，五十万元，从而享有比上海市还高的录取率？

通过这个思想实验，我们很容易看出，钱只是借口而已。有些人有资格多交钱来换取高录取率，大多数人却连多交钱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这从来不是个经济问题，由行政力量控制的「交钱的资格」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有的财政、经费、拨款，归根结底都是钱。既然你堂而皇之地用「钱」当做区别对待的理由，那你还有什么立场去反对花钱买名额呢？许多人恐怕只是叶公好龙而已，嘴上说着「没钱怎么建设教育」，当富人们拿着钱来买录取名额时，又吓得失魂落魄。

笔者相信，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反对花钱买名额，那么我们也要同样地反对本地保护主义。我们既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出现。

4. 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

基于本地保护主义，还有个常见推论：

谁让你们不建大学的？目光短浅就活该没学上。

然后可能还会举出当年中科大迁河南被拒绝的故事作为例证。

这一观点的前提仍然是本地保护主义，它本身的问题在上文中已有充分论证，此处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主要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指的到底是谁？

不装外宾的话，大家都知道，假设我是一名河南省的普通居民，那我对「建大学」这种大事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即使是京津沪的普通居民，话语权也不会比我更多——我们都是一样的平头老百姓。所以，建不建大学的问题为什么要问我呢？难道不是应该问河南政府吗？

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决策权的两拨人，本就不应该相互对立。如果一定要概括出两个对立的整体，那么一定是「掌握决策权却拒绝高考公平的官员」与「盼望高考公平的百姓」，这两者不因省界而异。河南的领导，可能跟上面穿一条裤子，可能受上面掣肘，可能是单纯目光短浅。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他是「我们」自己人。

5. 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就活该没学上？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

某些地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自然竞争压力小；某些地区喜欢生一堆孩子，活该他们没学上。

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错误，用几条数据就可以否定这一说法。

计划生育政策在70年代末实行，1982年正式写入国策，当年出生的孩子会在90年代末参加高考。而就在2001年，山东与北京同一张卷子的一本线相差120分，来自青岛的三位同学因此把教育部告上了法庭。

于是我们知道，有记录可考的高考不公，至少可以上溯到2001年。以政策一向的惯性，大概率还要再往前追溯。而那时参加高考的学生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实行。

当然，2001年的事已经过去，有没有可能如今的高考变得公平了一些呢？

我们以有记录可考的最早的1978年出生人口为基准，看看计划生育到底起到了怎样的效果。

根据各地统计年鉴，我们知道：

1978年北京出生人口10.8万[1]，同年湖南出生人口89.4万[2]，浙江出生人口67.8万[3]
2004年（对应2022年高考）北京市出生人口6.6万，同年湖南出生人口79.4万，浙江出生人口50.1万

在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北京市的出生人口下降到了原来的61%，浙江下降到了74%，湖南下降到了89%，似乎北京市的计生成效确实更为显著。但我们可以从上面的2022年985录取情况表中知道，如今北京的985录取率是浙江的4.5倍，湖南的4倍。这点计生成效的差距，远不足以解释这么巨大的录取率差距。

更进一步地，即使抛开以上事实不谈，仅从道德层面看，「不严格计划生育就活该没学上」这种观点也是相当可怕的，它等于是在公开宣扬「多孩家庭的孩子应当天生被剥夺一部分权利」。笔者认为，无论这个孩子是如何降生于此的，既然是中国公民，就应该享有平等的人权。

另外，这种说法也是一种亲子连坐。即使我们假设计划生育政策是伟大光明正确的，违背计生政策就应该受到惩罚，那也只应该惩罚其本人，降低其子女的录取率毫无道理。

6. 京津沪的普高录取率真的更低吗？

最后辟一个陈年老谣：

京津沪录取率高，是因为中考已经筛选过一遍了。

这同样是非常简单的事实错误，各地的初中毕业生人数和普高录取人数大都公开可查，直接上数据就可以了：

	北京	天津	上海	河南	广东（2020）	湖南
初中毕业人数	87856	98175	93572	157.60万	120.42万	84.02万
普高招生人数	62233	64707	60462	85.11万	67.18万	48.09万
普高录取率	70.8%	65.9%	64.6%	54.0%	55.8%	57.2%

来源：2021年各地教育事业统计，链接见[4] [5] [6] [7] [8] [9]。广东省2021年没有统计毕业生人数，原因不明。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如果算上中考，不公平的程度恐怕只会更甚。

7. 和其他制度比呢？

在以上的论述之后，许多人可能会承认中国高考的不公平。但我们仍然可能看到这样的言论：

高考虽然不是绝对公平，但已经是相对公平/最公平的制度了。如果按美国的申请制来，穷人孩子的上升通道会更加狭窄。

这既是经典的whataboutism，也是在竖稻草人。对高考公平的质疑，从来都是针对地域歧视的，极少有人会认为不公平的点在于笔试制度本身。要对比的话，可以去找隔壁日本。同样是以笔试为主，长崎县的考生就不需要比东京都的考生多考120分才能被帝大录取。

况且，我们只需要知道中国高考是不公平的、仍有明确的改进空间就可以了，美国人的事情自然有美国人操心。这种whataboutism并不值得认真回应，因此笔者也并不打算与其他制度做系统性的对比，下文只是点出一些中国高考的特殊之处：

中国高考的不公平是摆在明面上的，是系统性、制度化的。在全世界包括中国自己的笔试制度中，像高考这样光明正大把歧视写到制度里的，都相当罕见。这种明牌歧视的坏处有二：

一是普遍性。一般来说，暗箱操作只会局限于少数特权群体，但制度化的歧视将所有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几乎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是这种歧视的受害者。
二是无法自然改善。暗箱操作总会随着法制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消减，但若是把不公平写进了制度中，除非直接改革制度，否则就再无自然改善的希望。

三十年，两亿高考生。这就是制度化歧视的可怕之处：它把不平等平等地施加给每一个人，且光明正大得仿佛理所当然一样。